13518219792
互联网IDC圈4月1日报道，一位杂志社编辑在聊天群里，向投稿的家长索要孩子身份证号，按规定支付稿费需登记身份证号。这让一些家长挺紧张，不给不行，给了又担心资料丢失。在我看来，这些家长是过于敏感了，我们早已生活在透明社会里，身份证号又算个啥。
如今，到处是摄像头，车上，街上，超市，小区，哪都有“眼睛”在不辞辛苦地记录着。我们每天去哪了，干了什么，都被一清二楚拍摄下来。写到这，我想起发生在当地的一件事，记者到交警队采访，记者感叹现在拍摄违章摄像头真清晰。于是，交警队的人讲了这样一件事：一日一位女士来交违章罚款，一看数目不小，就质疑违章记录不实。交警就给她调出违章中被拍摄的画面。有个违章画面中竟是她老公一边开车，一边对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女子实施小动作。那位女士就气炸了，当场就找来他老公质问，在交警队大吵一架。
我们每天浏览了什么网页，看过什么，网上都知道，看看网站每天按你的喜好给你推荐什么，你就会明了。早在1999年，美国太阳微系统公司CEO斯科特·麦克尼利就在一次发布会上对媒体记者和分析师说：“你的隐私只剩零了，想开点吧。”
各种数据信息在谁手里，如何避免他们不做坏事，已然成了当务之急。《黑箱社会：掌控信息和金钱的数据法则》就是探讨这个问题的。作者弗兰克·帕斯奎尔表示，我们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公司和政府部门越来越渗透性地记录我们的生活，我们却不知这些信息会传播到哪儿，也不知道将被用作何种目的，更不知这些信息的泄露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本书着重研究为什么从华尔街到硅谷的行业秘密都备受保护？那些掩盖人事和业务处理方式的隐形操作都暗示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如何制定法律才能在隐私性和公开性之间取得最佳平衡？作者坚定地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引导我们建立起一个更加智能、有序的社会。
弗兰克·帕斯奎尔现为马里兰大学教授，耶鲁大学法学院信息社会项目成员及大数据、道德和社会理事会的成员。他还曾在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上作证，并与Google、微软和雅虎的法律总顾问对峙。
为何称“黑箱社会”？复旦大学生态学教授赵斌是这样解读的：这个词的确是一语双关的。一方面，物联网、大数据和无处不在的传感器网络记录着我们的世界和世界中的人群，就像我们人人都拥有了自己的一个黑匣子，随时可以被查阅并进而采取更好的对策。另一方面，我们个人却不知道有多少信息被记录了，使用这些信息的目的何在，依据这些信息所做的判断是否准确，是否存在偏见或破坏性？这对当下的人类社会来说，就是一个神秘的黑箱运作机制！
黑箱代表着信息时代中的一个悖论：无论从宽度还是广度而言，数据的延伸速度都非常惊人，但有些会对我们产生重要影响的信息却只有局内人才能获得。那该怎样监控这些信息呢？是不是给每个人以监督权？是不是所有的信息都透明了，这个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作者假设道：“假设信誉信息领域可以做到完全透明——我们遇到过的所有经纪商、信用评分者以及算法评价者和评级者都不能够暗箱操作。从数据源到经纪商，再到使用者，你可以对任何有关你的细微数据进行追踪。”然而，即便是如此，结果仍然无法让人乐观。因为人们很难追踪他们的数据在何时何地被人打上何种烙印，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是准确真实的数据也会遭到不公平和歧视性对待。而实际上，对普通大众而言，他们既无精力也无能力来维护自身的信息安全，即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也没有专业技术知识来做这些事情。更何况，信息的透明并不能保护隐私，有些信息又的确是不宜透明的。这也是本书难能可贵之处，作者虽对黑箱倍感无力，但也并不空谈透明之策。作者放弃知情同意这种形式上的做法，而主张去严格监管使用这些数据的企业和政府机构。即便企业会做到知情，但没人能细致研究那些繁琐的许可协议，在签订许可协议之时，用户与企业在选择权上已然不平等了。更何况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被监管的企业会通过各种方式方法来逃避追查。连作者都慨叹：企业的保密范围将会不断扩大，而个人隐私范围则会不断缩小。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会滋生腐败。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讲述的一个寓言那样：一位名叫古格斯的牧羊人，原本是个规规矩矩的小伙子。他机缘巧合得到一枚可以让人隐身的戒指。他先是到国王的厨房里大吃了一顿，又觉得不过瘾，就将国库里的珠宝珍玩洗劫一空。随后，他胆子越来越大，溜进寝宫去勾引王后，接着又谋杀国王，窃取王位。柏拉图借书中的人物格劳孔之口问道：假设现在有两枚古格斯戒指，一枚戴在正义者手上，一枚戴在不正义者手上，他们会有不同的表现吗？格劳孔自问自答说：“不会！理由是，不管一个人平日里如何循规蹈矩，奉公守法，一旦拥有不受外在惩罚和约束的能力，就一定会做他想做的事，而不是做他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必须要有监督机构来监管信息的使用和处理。
然而，且慢。专业机构是否就一定靠谱呢？在帕斯奎尔看来，目前很多监管机构的工作是很不力的，比如有些监管机构疏于执法，是因为监管者和检察官很可能觊觎被监管公司中的某个职位，因为政府部门的薪水远不及华尔街巨头公司开出的薪资。监管不力还有个重要原因是资源的限制，监管机构和检察机构资金短缺，而金融公司则常常富可敌国。大型银行不仅可以凭借雄厚的资金拖垮诉讼，而且还能使立法和规则的天平朝自己一方倾斜。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玛丽·乔·怀特曾于2013年向国会证实，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当前资源不足以对公司实施监管并使证券法的实施达到投资者的预期”。此外，还存在着谁来监督监督者这一让人头疼的问题。
其实，黑箱不仅侵犯了个人隐私，还会关系到很多社会问题以及经济安全。互联网和金融公司聚敛了含有用户隐私和生活细节的海量数据，并基于这些数据做出与我们生活有关的重大决策，进而影响着我们自身的决策。比如，一个糟糕的信用评分，可能会使借款人损失数十万美元，可他却永远无法知道这个分数究竟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数据的隐秘算法可以塑造（或破坏）信誉，也可以决定企业家的命运，甚至是摧毁整个经济体。“当货币反映的仅仅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算法游戏，以衡量人们的购买力（而不是现实的生产力）时，其价值系统便已坍塌，货币分配也失去了合理性。但在黑箱的掩盖下，权力可以被神秘地解读成为知识，运气成为技能，偶然性成为必然性，垄断成为竞争，强制成为同意。”作者的这句总结可谓深刻全面。
弗兰克·帕斯奎尔在本书中集中笔墨探讨搜索引擎公司和金融公司等领域的问题，而黑箱社会如今实际上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帕斯奎尔的视角似乎应该给予更宽领域的关照。当然，帕斯奎尔者对黑箱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对策，比如人们应该减少对数据收集的控制，而转向关注数据的应用。要确保雇主和银行不再根据偷偷收集来的健康数据做出关键决策，雇主和银行的算法程序应当受到公众监督，至少是某些信托审核机构的监督，等等。但是，《黑箱社会》主要还是基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至于解决之道，并没有做出细致详实的论述，因为这还需全社会共同努力而为之。正如帕斯奎尔在全书结尾所言：“无论是纽约的金融工程师，还是加州的工程师，他们都无法为我们构造一个健全的经济体或者安全的社会。这个任务有待公民去实现，而只有对这个社会进行充分了解之后，我们才能够付诸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帕斯奎尔在中文版序中批评了中国某搜索公司的一做法：威胁其他企业购买其广告，否则就降低他们的搜索排名。帕斯奎尔义正言辞地提出：信誉、搜索和金融领域中的巨头公司充其量也就是实体经济的仆役，可他们却妄图反客为主。“真正能够促进社会和谐和繁荣的政治经济必须是实体经济，而非简单的量化经济。它必须能够为公民带来医保、教育、艺术、公园、新鲜空气和清洁用水，以及休闲项目。”在互联网经济过热的当下，帕斯奎尔此言发人深省。
